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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下的烟厂工人运动【图】

2014年05月15日 来源:烟草在线专稿 作者: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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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在线专稿  据2010年《党史纵横》第4期记载:1927年10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研究沈阳工人运动新形势,就定下4个企业。即:奉天兵工厂、奉天纱厂、机车修理厂、英美烟草公司。工运部长王立功多次申请党中央要选派一名在烟厂工作过的工人同志来东北开展烟厂工作。1928年夏天,党中央将在汉口烟厂工运骨干金德贵(共产党员)派到烟厂来,成为大英烟草公司第一位中共党员。他每天都接触很多工人,便于做工人群众工作。金德贵通过二买办的关系将省委工运部长王立功(刘芳)安排在工具房当杂役。他们及时地研究烟厂的工运形势。当时主要任务是秘密散发传单,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积极分子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两个月后工运方向明确后王立功离开烟厂回省委。

1928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工运部长的王立功在金德贵的安排下-,到奉天英美烟公司工具房当杂役,并研究烟厂的工运形势。

赵一曼,姓李,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宜宾白杨嘴村一个地主家庭,乳名淑端,学名坤泰,号淑宁,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改名李一超。1926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赵一曼这个名字是她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用的名字,她在珠河中心县委工作时也曾叫李映辉,但赵一曼这个名字一直伴随到她生命结束。

中共奉天英美烟草公司支部遗址

中共奉天英美烟草公司支部现址

  1929年省委派于培贞同志(丁君羊爱人)到烟厂当糊纸盒工人,在女工中开展宣传工作。不久,她被女监工发现引起厂方保卫部门的注意。省委为防止意外,于1930年4月将于培贞调回省委秘书处。同年5月省委再次派工运干部张孝先到烟厂与金德贵联系上。他们准备发展一批工人党员。他们发现孙星五(孙玉奎)敢同工头斗争,在工人中有很大影响。在张孝先同志的帮助下,孙星五的阶级觉悟有较大的提高,对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明确认识。1931年5月份经张孝先介绍孙星五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了烟厂党支部。金德贵同志任书记,张孝先负责同省委联络,孙星五任支部宣传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工商业纷纷停业,启东烟厂由于产品滞销也出现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厂资本家把经营损失转嫁给工人,强迫工人每日劳动达14小时,不仅不给加班费,还取消一年多发一个月工资。面对这种局势,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在工人中发动罢工斗争。他们先后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厂方侮辱打骂女工,要求多发大洋、少发奉票的风潮和斗争。这些活动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工人获得胜利。1932年2月29日,烟厂1000多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

  1932年初,省委已迁到哈尔滨小戊街2号。烟厂党支部归奉天特委领导。孙星五又兼任奉天特委的宣传副部长。这年2月,奉天特委让孙租一间房子,给中央派来的人住。他租好房子后由张孝先去安排住处。一天,孙星五在北市场皇寺胡同,一间租房见到派东北的赵一曼(李坤泰)和老曹(黄维新),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驻满办事处两位负责人。赵一曼听取了孙星五汇报烟厂的工运情况后,说:通过张孝先同志与我联系。三天后,在烟厂门前第三棵杨树下与赵一曼接头了。赵一曼听说你们厂为日本关东军特制一批香烟。孙说:“有这事生产五千箱,日本人要货很急!”赵一曼:“搞他一次破坏,包装时每箱都要喷上水……”一个月后从日本传来消息:这五千箱香烟是送给日本樱花节的礼品,全部长毛无法吸食,日本损失很大。

  那么赵一曼是否在英美烟草公司做过工呢?据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大庸3次拜访孙星五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赵一曼指挥过烟厂的工运,但没有在英美烟厂公司做过工。

  孙星五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赵一曼从上海来到奉天,化装成上海《申报》记者,并持有记者证,利用这个身份可以进行合法活动。一天,她对孙星五说:“我得到烟厂车间看看工人是怎么做工的。”于是,孙星五把《申报》记者要来烟厂采访的消息以工会负责人身份转告给了厂方。厂方很重视,特派厂主管行政的副厂长接待赵一曼,陪同参观车间、工人饭堂。厂行政主管非常小心,恭恭敬敬地对赵一曼的提问进行回答,很怕《申报》曝光烟厂的坏事。

  次日,孙星五被请到南市场赵一曼的住处,共同研究今后的斗争方向。赵一曼说:“我一进烟厂车间,烟味呛得我呼吸很困难,眼睛流泪,经常(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怎么能不得病呢?!”孙星五说:“多少年来工人们就这么混,厂子没给一点待遇。”“咱们从这个恶劣环境下手,争取改善工人的做工条件。”赵一曼说。

  赵一曼接着说:“我们提出改善做工环境是合理合法的,不牵扯什么政治,是一种经济斗争,(这)在西方每年都发生无数次,一般政府不管这种事。”孙星五晚上立刻到家属宿舍进行串联,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同厂子斗一斗了。随后,党支部和工会研究了一个合理办法,工人以哮喘病为由请假去看病,都说胸闷、呼吸困难做不了工。

  3月下旬,卷烟包装车间陆续有工人请假看病,且日渐增多,致使卷烟工和包装工严重缺员,烟厂损失很大,厂方赶忙请来工会进行调解。孙星五于是代表工人提出要求改善生产条件,厂方也意识到这是一种软性罢工,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决定在车间安装大型排风装置,工人每天补助1角钱保健费,夜班发1张免费饭卡,重点岗位配发口罩和眼镜。

  从孙星五的这段口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赵一曼是以《申报》记者的名义进入烟厂的,如果再以其他身份进入烟厂,势必会被察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赵一曼领导过烟厂工运活动,但没有正式进入烟厂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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