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长沙的烟草加工业曾名噪一时，从开始的烟丝加工到后来的手工卷烟，乃至机制卷烟都十分繁盛。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上交的卷烟专卖税曾居全国第一。

　　长沙烟草种植始于清朝中叶。据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宁乡县志》记载：“菠(烟)春初下种，春末裁，连山接岭。肥者叶大，茎可高五六尺，叶环茎参差，膏可粘手。六月摘，夹以竹折曝之，近年民多业此。”1877年(光绪三年)《善化县志》记载：“近年种焉(烟)几成美利，或至废田园而为，一亩之焉可获利数倍。”可见，到清代后期长沙农村的烟叶生产已向商品生产转变。后来，烟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1926年仅宁乡一县就产烟叶30吨，远销湘潭、衡阳、沉陵、四川、上海等地。

　　长沙地区的刨丝作坊是清朝中叶从福建、江西传入的，到清末已十分发达。福建人开设的刨丝作坊，选用福建汀州、上杭等地运来的烟叶，自制自销。所产烟丝称为“建条”，色泽金黄，气味芬芳，在长沙市场甚为畅销。有一种印有彩色“仙女图”的“建条”，包装精美，每包(半斤)售银1．5元左右，是湖南省的名牌烟丝。江西人加工的烟丝称为“西条”；本地商人用宁乡黄烟和湘潭下湾烟叶刨成的烟丝，称为“土条”。到了1922年，长沙有烟丝作坊l16家，形成了较大的行业。30年代以后，随着卷烟业的兴起，刨丝作坊逐步衰落。

　　1907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英美烟草公司在长沙设立分公司，推销纸卷烟，“哈德门”等牌号香烟的路牌和壁画广告随处可见，从此长沙人的吸烟方式有所改变，由吸旱烟逐步转变为吸纸烟。长沙开始有不少商贩从贵州、河南、广东等地购入烤烟，掺杂本省的晾晒烟叶，仿照洋烟，制作手工卷烟出售。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各机制卷烟厂停业，各外商烟草公司也相继撤走，西南大后方卷烟奇缺，许多长沙人看准了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大肆生产一本万利的手工卷烟。为了占领大后方的卷烟市场，长沙手工卷烟开始规模化生产，加工工艺有所改进，产品按等级作价，不少作坊和工厂有了自己的牌号和商标。到1943年，长沙共有较大的手工卷烟厂56家，从业人员达4000人，年产卷烟三万余箱(每箱5万支)。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华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手工卷烟厂)。该厂由长沙锦大烟行总经理肖哲臣开设，工人达千余人，1940年投产，首批出品了“七七”、“坦克”等牌号卷烟，随后又出品了“飞蝶”、“红桥”、“挺进”等牌号卷烟。生产工艺考究，分为选叶、抽筋、切丝、卷制、包装等工序，全部手工操作，用胶版纸彩印商标，产品行销湘西、广西等地。至于家庭作坊和摊贩制作者更是多如牛毛，以致长沙烟行林立，烟草业成为战时支撑长沙经济的重要行业。

　　长沙烟草业之盛，更值得一提的是机制卷烟的崛起。1927年，长沙商人彭虞阶集资2万银元，在上碧湘衡创办了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华昌烟厂。设备有卷烟机、磨刀机、压梗机、切丝机、烘丝机等，初有工人二百余人，用河南许昌烤烟生产机制卷烟，取名“曼丽”牌。烟盒在上海印制，品质较好，深受烟民喜爱。后又陆续生产“岳麓”、“革命”等牌号低档烟，以适应广大劳动者的消费水平。

   “华昌”是在与洋烟的“格斗”中生存下来的。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占领着长沙大半个卷烟市场，在通衡要道、车站码头、集镇闹市和商店橱窗张贴大幅彩色广告，甚至购买船票、戏票，也免费赠送卷烟。对经销商给予种种优惠：对大经销商，除缴纳押金给予6厘年息外，还有一个月的赊销期，年终按营业额1％分红；对小经销商，每销一箱烟给回扣4块银元；涨价事先通知，跌价公司照数赔偿，卷烟霉变残损，允许调换。面对如此倾销，“华昌”能够抵挡一阵子，实为不易。抗战初期，“华昌”迁至宝庆(今邵阳)，继而迁回长沙望城坡，并增添卷烟机2台，更名为复兴卷烟厂，雇工四百多人，月产烟五百箱左右。1947年更名为联兴卷烟厂，工人增至六百余人，成为长沙卷烟工业大户。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共有较大的烟厂16家，其中“联兴”、“欧亚”、“华中”、“大业”、“利丰”、“美李”、“大德”、“新中”8家为机器生产，年产烟五万箱左右。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烟草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