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将提交《关于尽快出台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理由》。该理由最大的亮点就是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我觉得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控烟”不是“禁烟”，毕竟三亿多烟民在那里，中国国情摆在那里，如果强制推行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

最近几年，一提起“控烟”，就理解成“禁烟”，于是，烟民在公共场所就失去了吸烟的权利，甚至成为行政处罚对象。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国家从来没有“禁烟”，只是倡导“控烟”，如果简单划等号，不仅违背了国家的初衷，还剥夺了烟民的权利，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再者，三亿多烟民的权利，是需要保障的，不能简单制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就可以万事大吉。

另外，我认为不必在国家层面制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主要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积极推行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陈静瑜代表说烟草烟雾伤及无辜，只有立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才能够保障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的保护。自我国施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就把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合理设置吸烟场所，来减少“二手烟”危害。同时，国家支持重点城市出台地方性控烟法规，减少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以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如果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看似保障了所有人，其实，是侵害了吸烟者的权利。

笔者建议：推动吸烟人群和非吸烟人群的相对隔离，预防和控制被动吸烟，更好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当下，到公共场所看看，有多少烟民在吸烟？答案是少之又少，这与烟民的受教育程度有着很大关系。在公共场所，推动吸烟人群与非吸烟人群的相对隔离，就解决好了“二手烟”危害问题。

其实在一定区域内设置吸烟点或吸烟区，是控烟的有效举措。例如在全球最繁忙的50各机场中，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等27个机场设立了室内吸烟室；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等23个机场设立了室外吸烟区。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我国怎么就就行不通呢？

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设置合理吸烟场所，给烟民充分的权利保障，有利于推进控烟进程。在控烟措施上，不能只想着“堵”，还要想着“疏”，这样，才能落实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如果非说设置吸烟区没有效果，倒想问一下，在化工厂干活的工人，还有生存的希望吗？所以，凡事不能走极端，否则，这个世界就看不见青山绿水。

陈静瑜代表说公众普遍支持室内全面禁烟。2017年2月，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发布《10城市公众对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态度调查报告》显示，91.9%的被调查者支持室内公共场所100%禁止吸烟（支持者涵盖了95.7%的非吸烟者、80.3%的吸烟者）。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发布的《ITC项目中国调查第一轮至五轮调查报告》显示：不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更强的烟草控制政策。非常确切的数字，非常浅显的道理，却让公众生疑，因为调查了那些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调查？这样的结果能采用吗？当下，为了让社会调查具有可信度，最大程度上减少公众对调查结果的疑问，都采取第三方调查方式，这个调查数据，能否经得起检验。再者，“不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更强的控烟政策，”并没有说明必须是室内全面禁烟，所以，在理解上是存在着偏差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制定控烟法规时，也必须将人民健康放在首位。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殷切希望。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烟草行业也是欢迎的，但三亿多烟民是事实，也应该考虑这部分人的实际情况。

“控烟”不是“禁烟”，在国家层面制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没有多大意义。推进文明吸烟环境建设，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和谐相处，才能控烟的治本之策。